宁夏：贺兰县“水管家”陶志成的用水心得

贺兰县京星农场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地方。上世纪50年代，北京等地2000多人放弃大城市生活，扎根昔日荒芜人烟的黄河滩地。

58岁的陶志成是“京星二代”，既能说一口地道京腔，也能讲一口流利的银川方言。盛夏时节，陶志成用两种“乡音”讲述农场人当年淌水的辛酸、如今用水的便捷和管好水的思考。

上游都绿了 下游不见水

1955年2至8月，在北京移民尚未出发时，贺兰县已经抽调民工开挖了一条长10公里的干渠，是为京星干渠。此后经年，渠道里淌着黄河水，丰腴了上万亩耕地，带走荒滩撒下谷香，留下京星人喜乐和悲伤。

京星干渠从惠农渠取水，水最先抵达贺兰县立岗镇星光村，“放一轮水要12天，往往上游都绿了，下游还见不到水，”陶志成告诉记者，“有时候下游正淌水，上游就把水口子闸住，要灌上游的田；我们还在收拾地，水却下来了，地淹了。上下游因用水发生冲突成为常事。”由于闸口简陋，稻田和旱田的水量没办法计量，只能混在一起按亩均摊。水淌得不公允，群众怨言大，作物收成受影响。京星干渠的灌溉问题一度成为全县关注的焦点。

农民用水协会解危机

2005年1月，在多方努力下，京星干渠组建成立了用水协会，陶志成被选为副会长。

虽然当时的渠道没有砌护，水损大，再加上雇人看护水口子昼夜轮流换班，闸门时不时被砸坏，工程维修任务重，协会成立之初运行不畅，但总算是有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人员。

为规范协会运行，陶志成从建章立制抓起，组织人员对干渠上下游的灌溉面积进行复核并公示。为了水费公开、应收尽收，协会设立了财务专账，所有水费一律在信用社的水费专账按亩按户造册缴纳。通过不懈努力，规范了农户的用水行为，消除了上下游灌水矛盾，协会的威望也渐渐树了起来，陶志成被选举为协会会长。

2009年到2014年期间，在协会的多方协调下，水利部门逐年筹资对京星干渠和闸门进行了砌护配套，首次试点安装了自动控制闸门。渠道顺畅了，提高了灌水效率，缩短了灌溉周期，所有的闸门启闭全部由管理员通过信息化管控平台远程操控，淌水难的问题有效缓解。

淌水要公平 水费要公平

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，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农民用水协会也是如此。

陶志成笑言：“现在老百姓对灌水也不比以前了，原来是有水淌就行。现在既要有水淌，还要淌公平，既要水量公平，还要水费公平。”

协会运行到底难在哪里？

陶志成扳着手指头细细向记者道来：协会人员年龄老化、文化程度低，已不能适应工程信息化管控需求；末级渠系水价与现行水费是“两张皮”，12年前下发的定价文件中规定返还给协会的运行费仅为0.55分，远远不能支撑当前协会的运行需求；多年来的配水面积与土地确权面积差距较大，急需统一口径……

让水按规矩流淌

农业要节水。

在宁夏，扬黄灌区的节水潜力在于节水工程，而自流灌区的节水却在管理上。

贺兰县水务局局长吴士忠告诉记者，当前开展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，主要解决的是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管理。

按照贺兰县现代化生态灌区建设的总体要求，通过先建机制、后建工程，推行“专业化灌溉服务公司+农民用水协会”管理模式，及时调整末级渠系农业水价，对节约水量开展水权交易，交易所得用于支持灌区建设和运行管理，从根本上解决协会困难，提高服务水平。

记者从贺兰县水务局了解到，自2017年贺兰县被列为全区现代化生态灌区建设的试点县，通过政府和企业两手发力，授予特许经营权等，开展了“投建管服”一体化模式的试点，基本实现了对干渠直开口远程自动化控制。

有了硬件基础，下一步，贺兰县将全县的灌溉面积口径进行统一，对末级渠系农业水价进行重新核算审批，由县上主导对收取的水费进行合理分配、返还。

陶志成兴奋地说：“加上水权交易和专业化灌溉服务公司做后盾，我们的节水奖励和精准补贴就有了资金来源，管理人员的工资、渠道维修养护资金也能保障，这就有了良性循环，我这个会长更有信心了。”